北京中关村一个IT业行业协会生长历程的个案研究

立足民间行业协会生长的背景，通过对北京中关村国际孵化软件协会的个案研究，发现政府职能转换、市场规范化、企业发展、社会治理都需要民间行业协会,而官办协会在一定程度上又对民间行业协会的生成造成了压力，“夹缝”的生态环境客观上为民间行业协会“内生”创造了条件。同时，民间行业协会也只有有效整合政府、企业资源，实现自我“增能”才能成长。“内生增能”的模式，揭示了本土民间社会组织生态环境的“张力”，对于国内民间组织的培育和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自十七大提出了“重视社会组织建设和管理”的要求以来，社会组织得以蓬勃发展，学界也掀起了社会组织研究的热潮。基于历史及体制上的诸多原因，尽管我国民间社会组织社会生态状况逐渐好转，但在生长和功能发挥方面仍然存在诸多障碍因素。民间行业协会生长的生态环境涉及到与政府、官办协会的关系，行业内部则需要为企业带来利益。

本文以一个民间IT业行业协会的生成为例，力图呈现民间行业协会的生存状态，挖掘行业协会相关方在其成长中的功能角色。同时，笔者认为，IT业作为经济领域中的敏感行业和企业竞争最为激烈行业，其行业协会的成长经验应该对本土民间组织的培育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民间行业协会生长的背景

从“国家—市场—社会”三元格局的视野来看，从传统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行业治理的权力格局演替实际上体现了三个权力主体之间的“此退彼进”和“交互性增强”的特征。社会转型期，市场充分发育的前提下，作为行业组织生态环境的重要因素，“国家”和“社会”的角色定位以及职能转换逐渐成为决定行业治理的关键因素。

（一）行业治理权力格局的演替

首先，国家层面，政府职能转变是行业治理格局形成的前提。政府职能转变的总体方向是“小政府、大社会”，通过转变职能和对社会赋权在一定程度上从对“市场”和“社会”过度干预中“退场”，转而以政府职能服务来实现规范和管理，同时逐步采用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降低行政成本，刺激民间组织参与社会管理。

其次，政府的相对“退场”和对“市场”及“社会”的“赋权”在一定程度上为社会组织参与市场治理即为社会组织的“增能”提供了优化的社会生态环境。

再次，伴随着社会转型加速，“市场”和“社会”已经进入一个自我成长的逻辑轨道，与“国家”互动合作的局面逐渐生成。

综合这样的背景，相对于计划经济及改革开放初期，行业的治理格局实际上已经出现了一个演替的趋势：伴随着国家战略性的角色转变，行业治理权力逐渐向行业自治倾斜，市场主导和行业协会作为民间组织的参与和介入逐渐加强，权力主体间伙伴关系已经开始酝酿成型。按照王名在《中国社团改革：从政府选择到社会选择》一书中的说法，“政府真正还政于社会，将降低会员互益型社团在相关领域的职能垄断性。自上而下的会员互益型社团面临着从‘亚政府部门’到会员利益的真正代表者的转变。这种转变中社团的核心能力取向将是怎样为会员提供良好的服务和有效的利益表达，从而获得会员的积极参与”。在这一过程中，作为民间组织的行业协会，代表了行业内部组织化联合需求的结果，同时也迎合了行业治理格局演替的客观需要。

（二）社会组织参与企业治理成为必然趋势

尽管所谓公民社会或者“第三部门”（the thirdsector）的提法在上世纪90年代曾引发理论界的争议，但不可置疑的是，作为一种“治理”力量，“社会”参与到市场治理中来代表了一种客观的发展趋势。在本土国情下，所谓纯粹的“非营利社会组织”介入市场主要有两种途径：

一是通过公益组织检查、监督、预防或者抵抗市场“看不见的手”以及追求“增值”的内在逻辑可能对社会造成的“侵害”或者在一定程度上干预市场失灵的消极后果，比如各类环保组织和民间产品质量监督组织；

一是市场内部自发生成的，适应行业治理需求的，能够为行业发展提供综合服务的跨企业组织，比如各类行业协会和其他服务组织。

这种组织化联合的背景在于“政企分离后，企业作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利益主体，必须与其他相关的企业和单位直接进行面对面的互动，以开展竞争或合作，这就要求发展相互间的横向联系”。

就目前来看，尽管政府对行业治理仍然采取了一种审慎的“保护主义”态度，“准政府”和“二政府”性质的组织管理和控制依然存在，但伴随着权力格局演替趋势的不断拓展和深化，“非营利组织”介入行业治理的形势和前景越来越明朗化。接下来，以一个中关村软件协会的民族志为个案，深入探讨民间自发生成的行业协会产生及运作逻辑。

二、民间行业协会的内生模式

北京中关村国际孵化软件协会成立于2004年5月，是经北京市民政局批准注册成立的社会团体法人。协会注册资金60万元，现有会员企业400多家。该协会的定位是营造帮助中、小企业成长的发展环境，整合资源，搭建行业公共服务平台。由于业绩突出，该协会2008年被北京市民政局评选为北京市优秀社会组织，2005-2008年连续四年被评选为北京市海淀区优秀行业协会。与传统的“准政府”或“二政府”社会组织不同，中关村国际孵化软件协会由行业内部自发生成，带有典型的民间性。

按照张冉在“行业协会组织边界与组织能力模型的构建研究”一文中的观点，行业协会产生及其定位一般有“市场内生”和“政府推动”两种模式，其主要区别在于二者是否有较清晰的组织边界，与政府是否具有交叉和互溶的特征。

在笔者看来，现实逻辑中，实际上鉴于政府的强势地位依然存在，“越界”的风险和事实都将难以避免。“市场内生”和“政府推动”模式区分的关键不仅仅在于边界，还在于生成的主体及其参与治理的模式。“北京中关村国际孵化软件协会”的产生和发展基于两个基本条件，一个是官办行业协会，即“政府推动”型行业协会在功能上和角色地位上的“悬置”，另一个则是行业内部组织化联合的内在需求。

（一）官办行业协会的“悬置”

在孙春苗的研究中谈到，“中央决策层的举棋不定、地方政府自主创新的主动性和空间、民营经济的自发需求等要素造成了目前行业组织改革发展的多元化和联邦化特征”。如其所述，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政府的“权力”退场和职能转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基于结构的阻力和审慎的战略选择，政府职能部门仍然保留对行业的监控和权力干预的惯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尽管可以避免权力真空的出现，但实际上，由于官办行业协会面临市场机制往往体现出功能不足的特征，事实上在对行业协会的管理和服务层面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体现出了一种类似于“不作为”的状态，笔者将之命名为“功能悬置”。

“官办协会就是在政府一个处里，一个办公室、一帮人，两牌子，需要政府办事，先交钱，才给你办事，最早协会都是这么生出来的，他们相当于收费站。个体私营协会，每年个体户都得年检吧，年检前把会费交了，不交会费，年检通不过；比如高新企业技术协会，高新企业资格证书得年检吧，年检前把高企协的会费交了，不交高新企业技术资格通不过，所以他们很庞大，人数特别多。”（YB，协会主要负责人）“经济类、科技类问题更严重，都打着软件产业促进的名义把钱花了，其实真正花在企业身上的很少，要说花在企业上的不能说一点没有，也有，大部分花的效率低下，效果是有问题的。”（ZGQ，协会主要负责人）由于官办协会长期以来的行政管理思路与当前行业需求脱节，加之组织的“科层制化”管理所造成的行政职能效率较低，协会角色转换较慢，事实上在一些领域已经处于“悬置”状态。这种状态不仅无法充分发挥市场服务的功能和满足行业组织化联合的内在需求，不利于民间组织的“出生”，还可能造成资源“截流”，并进一步阻碍民间组织的发展壮大。“协会能做的被事业单位把持，（有个项目）原来叫外包峰会，现在叫零包平台，咱们能做，做的也很好。政府在外包上产业的公共服务的资金比较大，最后什么情况政府内部两个处抢我们，都说你们把项目放我处下面吧，我一年给你们500万支持你做这事，最后还是被那个官办协会拿走了。……我们是从政府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处叫服务体系建设处，只拿到20万……”

（二）民间行业协会的“内生”

行业民间组织管理体制的不健全以及国家在这方面的保守和审慎态度直接造成了国家调控和行业自治两种治理体制在“此进彼退”以及交互作用时的混乱，构成了民间行业协会生成的障碍。在这种条件下，民间行业协会的生成存在一个冲突逻辑：首先，它是相关行业组织化联合的需要产生的，在逻辑上有利于填补政府职能转变和权力退场带来的“治理”脱节问题；但另一方面，官办协会的“悬置”却在这颗幼小的种子上面盖了一块“薄石板”，造成了民间行业协会“夹缝”生存的“事实”。当然，也正是这种“悬置”，在一定意义上排斥和延缓了官办协会“民间化”的进程及部分可能性，成为民间行业协会“内生”的基础。